严文明先生的风范与温度
——从珠海文博往事谈起
梁振兴
严文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期间曾来过珠海指导工作。我有幸三次聆听过他的教导，深受教益。我们遵从他的理念开展田野考古和筹建博物馆工作，取得了一个个可喜的成果。
1991年12月5日，严文明先生（前排左2）在“珠江三角洲古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前排左：1.张忠培（前故宫博物院院长）、3.高广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4.石兴邦（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5.薛连山（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梁振兴摄）
1991年12月12日，严文明先生（居中者）在珠海市博物馆参观高栏岛宝镜湾岩画（复制品）时，与同行一起留影。左起：1.梁振兴（珠海市博物馆副馆长）、2.张学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右1.赵辉（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先生助手）、右2. 高广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振忠摄）
第一次遇见严先生是1985年4月4日，在珠海香洲，市电影公司招待所。
那时候，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如火如荼进行，珠海陆地片区普查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向海岛片区普查进发，当时已发现史前文化遗址39处，采集到大批石器、陶器残片等标本放在文物普查办公室里。4月3日，我接到市文物普查办公室负责人唐振雄电话。他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副主任严文明先生来珠海指导考古工作，希望参加文物普查的同志都来听听严先生指教，以增长考古知识。我们参加文物普查的同志都是来自各公社（镇）文化站、广播站的站长，大家对考古知识一片朦胧，听说严先生要来珠海指导考古，巴不得一见为快。我是小林公社文化站站长，家住海岛，第二天乘船才赶到香洲市区。最早见到严先生的是唐家镇文化站站长胡华管和南屏镇广播站站长吴金喜。因为严先生和他的两个学生李子文、赵善德，还有省博物馆文物队队长朱非素要到淇澳岛考察古遗址，胡华管和吴金喜便提前赶到唐家湾联络当地驻军派出部队炮艇，运送严先生一行人到淇澳岛去，所以，他俩最早见到严先生。其实，严文明先生一行人这次在广东“旋风式”考古调研，已跑了八个县、市，最后一站于4月2日晚从深圳到达珠海香洲，入住珠海市电影公司招待所。第二天一早，他们拜会了珠海市文化局领导，接着，由市文物普查办公室唐振雄同志陪同乘车到唐家湾，再乘坐解放军炮艇渡海到达淇澳岛。在淇澳岛，他们考察了东澳湾、婆湾和南芒三处沙丘遗址，本想再去后沙湾考察出土彩陶的遗址，但须翻山过迳来回要走三个小时路程，因时间不允许便取消了。
4月4日上午，当我来到珠海市电影公司招待所的时候，严先生一行人早已到市文物普查办公室看过我们采集的全部文物标本，又回到招待所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了。他们要去吴金喜家，请吴金喜带路考察前山河畔的南沙湾、水涌、烂塘等遗址，待考察完毕就回广州。我像迟到的小学生，有说不出的愧疚。朱非素老师走来将我介绍给严先生认识。我望见严先生高大的身材、明睿的眼睛和赤色的脸庞，一下子联想起田野考古人在那烈日下闷晒的身影，对他肃然起敬。严先生笑着对我说：“你们文物普查一帮人，很了不起，发现30多处古遗址，采集一大批文物标本，很有成绩！”严先生表扬我们了。我看看朱非素老师，又看看李子文和赵善德，他两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严先生身旁。我指着他们对严先生说：“都是他们来珠海指导文物普查所取得的成绩。”是的，省博物馆文物队朱非素、陈红冰、李子文等专家于1983年、1984年两次来珠海指导我们开展文物普查，到野外看古遗址、入村庄抄写碑刻，又到淇澳岛东澳湾和后沙湾等遗址勘探发掘。朱非素和赵善德则是我1983年参加省文化厅举办考古培训班的班主任、指导老师。今天见到北京来的考古专家，我急着把压在心头上的疑惑问题向严先生求教。我说：“我们在淇澳岛后沙湾遗址考古发现彩陶，这彩陶是不是距今五千年前的文物？算不算是仰韶文化类型的遗存？”严先生说：“在珠海后沙湾遗址发现彩陶，是件大好事情；以往在黄河流域发现彩陶、在长江流域发现彩陶，如今，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发现彩陶，这说明我们祖先在五千年前就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听严先生这么一席话，我心里有底气了。因为有人将我们在文物普查中采集的石器、陶片，误认为是渔民捕鱼把打捞到的石头、瓦片掉到岸上的弃物；也有人说，珠海原是个渔民县区，是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今天听严先生这么一席话，有严先生的学术权威作支撑，我就有勇气向人们解释：“在珠海这块土地上有五千多年的文化遗存，彩陶就是物证！”严先生接着对朱非素老师说：“珠海到处搞基本建设，挖沙取土可能造成沙丘遗址破坏，建议你们在抢救性发掘的同时，开展一次研究性的考古发掘，要弄清楚沙丘遗址的特点和聚落形态，探明彩陶文化层的迭压关系，破解学术难题。”朱非素老师听着，连连点头说：“好！”我本来还有疑惑问题要向严先生求教，可就在这时候，市文化局副局长杨创基和文物普查办公室负责人唐振雄来了，他们是为了筹建珠海博物馆的事情来求教严先生的。我就不好插嘴多问了。临分别时，严先生鼓励对我说：“你和胡华管、吴金喜等一帮人都是三十来四十岁的人，正是有作为的时候，好好干，为珠海考古做出成绩来！”那天雨过天青，正是春天的时节。
1985年6月1日，珠海市编制委员会批准筹建珠海博物馆，编制9人。11月，应聘来珠海博物馆工作的人员已有6人到位。12月12日起，广东省博物馆与珠海市博物馆（筹建）联合开展对淇澳岛东澳湾沙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领队朱非素，队员李子文、崔勇、唐振雄和梁振兴。严文明先生从北京大学考古系专门派送研究生李岩（北京籍人）、沈岳明（浙江籍人）来珠海考古实习。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助教赵善德和实习生刘芳（澳门人）也来参加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设置探方不在沙丘上，而是在沙丘连接“江树山”（土山名）的斜坡上。我问李子文，为何这样布方？李子文说：“去年我们考古试挖布方在沙丘上，虽然获得出土石器、陶片等文物，但沙丘上沙子松散，地层剖面层次不清晰。今年4月严先生来这里考察时，他看过地层剖面，不满意。朱老师和我向严先生汇报和交流情况时，严先生建议我们要多观察遗址的地形地貌，找出遗址的特点。比如，海岛类型的遗址不仅处在海湾沙堤上、其附近有淡水溪流或古沼泽地的特点，还有靠山岗坡地的特点。他认为，考古发掘就是要搞清楚古人的聚落形态，对古人生产活动的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以及墓葬地、祭祀地都要尽可能找到。就东澳湾遗址而言，沙丘可能是古人生产生活倒垃圾的地方，山坡可能是居住的地方，至于墓葬地有可能在高处或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遵照严先生的指导，今次考古发掘布方不在沙丘，而在坡地上。”
这次东澳湾遗址考古发掘持续工作18天，布方9个，实挖8个，面积140平方米，地层迭压划分清晰。以探方2为例，有4层文化堆积：第一层是扰乱层；第二层出土宋代陶瓷片；第三层为黄褐色沙土，厚22—38厘米，出土磨光石器、夹砂陶釜和少量泥质陶罐残片，见红烧土等遗迹；第四层砂土较硬，厚10—12厘米，出土夹砂陶和泥质陶片；以下便是生土层。其中第三层和第四层遗迹清晰，未经扰乱。我们选取第三层一陶片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用热释光检测，距今年代为3750±5%。此次考古发掘的资料整理后，由李岩、李子文撰写的《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试析东澳湾遗存》两篇文章，均发表在1990年第9期《考古》杂志上。
遵照严先生要“探明彩陶文化层的迭压关系，破解学术难题”的嘱咐，从1989年3月起，珠海市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该所于1990年11月成立，前身是省博物馆文物队）一起合作，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5月份在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6月份在前山镇南沙湾遗址发掘、7月份在三灶镇草堂湾遗址发掘，10月份在高栏岛宝镜湾考古调查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和岩画；1990年忙于整理资料和修复文物；1991年7月抢救性发掘香洲棱角咀遗址，同年11月份编写出版了《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专集。三方合作历时两年多，珠海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
1991年12月12日，考古专家学者在珠海市博物馆门前留影。前排左起：朱非素（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广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忠培（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学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淑琴（故宫博物院），后排左起：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赵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张笑梅（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丽娜（香港考古学者）、梁振兴（珠海市博物馆）。
（陈振忠摄）
1991年12月12日，左起：严文明先生与高广仁、张学海、赵辉在珠海市博物馆门前留影。
（陈振忠摄）
第二次遇见严文明先生是1991年12月5—10日，在中山市翠亨宾馆举行的“珠江三角洲古文化学术讨论会”上。
这次学术讨论会计划安排专家学者参观中山和珠海两地博物馆的文物展览、到高栏岛考察宝镜湾岩画。我是会议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专家学者到珠海参观考察的行程，因此与专家学者们相见而没有机会倾听他们在讨论会上的发言。12月10日，会议即将结束，李子文高兴地捧着刚出版的《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新书走来对我说：“严文明等老师们给我们的新书签名了，你看！”他打开书名页给我看。严文明、石兴邦、高广仁、曾騏、徐恒彬，还有张忠培等一个个考古专家闪亮的签名耀在我眼前。这本书能得到专家们的认可，真比登台领奖还开心。李子文告诉我，在学术讨论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何所长说，珠海后沙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圈足盘和白陶豆，与湖南汤家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相似，属大溪文化类型文物，是从湖南传播到广东的。他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者热议。有人问，长江中游的远古文化是怎样传播到珠江流域的？又有人问，是湖南的彩陶传播到广东来，还是广东的彩陶转播到湖南去？李子文说，要解决这些学术问题，大量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正等着我们去做。
上图是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的《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下图是张忠培、严文明、石兴邦等13位考古学家于1991年12月10日在《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书上鼓励签名。
（梁振兴摄）
12月12日，学术讨论会结束后，严文明先生和他的教学助手赵辉专门来到珠海市博物馆参观展览。还有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广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和副所长郑笑梅等专家，他们在朱非素老师的陪同下也来了。那时的珠海，经济特区创办之初万事待兴，博物馆与电视台、图书馆、艺术馆只能临时安置在九洲大道“S”楼。博物馆在三楼，2100多平方米，有三个展厅，《珠海历史文物展》陈列在第一展厅。严先生和赵辉参观文物展览的时间特别长，他们不断交换意见。我是本馆副馆长，陪着他们参观，被问及考古过程的细节问题，如同学生面对考题一样回答。比如，严先生对后沙湾遗址和草堂湾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间歇层，就问：“间歇层的沙粒怎么样？”我回答说：“中粒砂，纯净沙土，处在上下文化层的中间，厚度约在0.1至0.3米之间。”他问：“细粒砂与中粒砂有什么关系？”我回答说：“在沙堤上，细粒砂靠海边的一侧，中粒砂靠山地的一侧。”他又问：“海湾上的沙堤，有文化遗存的和没有文化遗存的又有什么区别？”我回答说：“据我们调查，在唐家前湾、下栅海湾等宽广的海湾上，从海边数来第一道沙堤，是细粒砂堤，基本没有史前文化遗存，而第二道沙堤是中粒砂堤，时有发现史前文化的夹砂陶、几何印纹陶或石器等遗存。”他说，你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后沙湾遗址和草堂湾遗址这两个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层与第二期文化层中间，都有一道间歇层，这个发现很重要，能起到解决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断代问题；不过，这两个遗址发掘面积不多，文化概貌不全，应该先把遗址保护起来，待今后继续考古发掘研究。在严先生的话语中，表露出他对珠海考古未来寄托着期望。他和赵辉在文物展厅看过高栏岛宝镜湾藏宝洞东壁岩画的照片之后，又到博物馆序厅看岩画1:1的复制品（5米×2.9米），对珠海发现岩画表示赞许。严先生问道：“你们对宝镜湾遗址与宝镜湾岩画两者关系，搞清楚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他建议我们对宝镜湾遗址进行一次考古发掘，先把遗址的相对年代、聚落形态搞清楚，届时要考证岩画的相处年代、内容和意义，思路会清晰一些。
严文明先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这次来珠海市博物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看望老馆长唐振雄。六年前，他第一次来珠海考察的时候，就是唐振雄带路和提前作好行程安排。唐振雄负责筹建珠海市博物馆，博物馆于1988年10月15日开馆展览以后，他于1990年就办理退休手续。市博物馆返聘他继续工作，主要负责编写《珠海市文物志》和负责立项建设新的博物馆。他为了寻找新馆馆址立项建设，找了三处：板樟山隧道南、吉大水库边、野狸岛西，但这三处选地都被人否决。严先生称赞唐振雄是珠海文博的“老黄牛”。唐振雄感谢严先生培养出李子文、赵善德、李岩等一批优秀人才，他们为珠海考古都作出了贡献。在谈及珠海新博物馆选址的时候，严先生认为，要求市政府一时间就能拿出一笔资金、给你一块土地建新馆，能办成这件事情难度较大，可否将珠海“九洲城”商场改造成博物馆先用为好。他对唐振雄说，“九洲城”地处吉大商贸新区，背靠石景山，面向香炉湾，是一座仿中国传统城楼兼园林布局的建筑物，也是改革开放创办珠海经济特区代表性建筑物，其地理位置和建筑风格独具一格，只要将商场改造为展馆，再建一处文物库房，那就是珠海颇有特色的一座博物馆。唐振雄十分赞同严先生的观点，但是，当谈到博物馆如何接收“九洲城”的时候就犹豫起来。他说，要解决九洲旅游公司众多人员的就业问题、债权债务问题，这事情恐怕我们文化部门办不了。严先生建议，要通过相关渠道向市政府反映要求，靠政府行政办法来解决问题。之后，唐振雄把严先生的好建议向市文化局领导汇报，又向市委宣传部反映要求，但是，始终不见效果。
可是，事过六年却是峰回路转。1997年3月，在政协珠海市四届四次会议上，由市政协委员唐榕达、李茂芳等人代表市政协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组撰写的《关于将“九洲城”改作文化设施使用的提案》，被立项为21号提案，交由市政府办公室办理。1999年9月，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将“九洲城”划归城市文化中心管理，投入230万元将“九洲城”商场改造为博物馆使用。随即，珠海市博物馆（除文物仓库外）进入了“九洲城”办公，并于12月10日举办开馆展览仪式。将“九洲城”办成了博物馆，让珠海人有一个了解历史文化、欣赏艺术和科技的场所，这项措施深受社会各界欢迎。严先生早年的建议也见到了效果。时至2020年11月26日，在香洲海天公园旁新建成“龙头凤尾”模样的珠海博物馆正式开馆，以“九洲城”为馆址的珠海市博物馆已延续使用了21年。
因为珠海市博物馆没有考古领队资格，所以田野考古工作难以开展。时至1997年，严先生“对宝镜湾遗址进行一次考古发掘”的建议发生了新变化。1997年11月，市博物馆邀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之恒来珠海考察史前文化遗址。张之恒教授从事考古专业，他带研究生黄厚明来珠海实习，主要研究珠海与澳门的历史关系，于是，便与珠海博物馆达成考古合作协议，开展对高栏岛宝镜湾遗址进行试探性发掘。11月17日，他们在宝镜湾遗址上设置探方28平方米开挖，不仅出土陶釜、陶罐等生活器物残片，出土石玦等装饰品，还出土祭祀礼器——石圭。这消息惊动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的领导，他们一起到宝镜湾遗址考古现场办公，当即启动宝镜湾遗址考古研究计划。随后，市政府拨出20万元考古启动经费，由市博物馆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于1998年1月15日正式对宝镜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1997年11月至1999年1月，宝镜湾遗址经过3次考古发掘，开挖探方25个，面积468.5平方米，所出土的文物陈列在博物馆第三展厅里，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和珠海市博物馆编著的《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正式出版。这是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一项成果。
（梁振兴摄）
第三次遇见严文明先生是1999年1月28日，在珠海市博物馆参观高栏岛宝镜湾遗址出土文物。
那天，我在市文化局文物科上班，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非素老师（已退休，正着手编写《石峡遗址》考古报告）从市博物馆打来电话。她说，严文明先生来珠海参观宝镜湾遗址出土文物，你也过来看望严先生吧！那时，市博物馆仍在九洲大道“S”楼三楼（9月份才迁到“九洲城”办公），于是，我和同事潘恒一起来到了市博物馆。在第三展厅，只见严先生正在与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宝镜湾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邱立诚交谈出土文物情况，珠海市博物馆参加考古发掘的同志也在静静地聆听严先生的交谈和讲解。那时候，珠海市博物馆编制已有15人，其中考古专业科班出身的就有5人。他们很敬业，在田野考古发掘风餐露宿，在室内修复文物专心致志，今次听严先生讲解文物也是在紧张地工作和学习。严先生的助手、北大考古系赵辉也来了，他已是第三次来珠海考古调研，我和他相熟，便与他相互点头打个招呼。为了不干扰他们听严先生讲解文物，我和潘恒退出第三展厅去找朱非素老师。朱非素老师和严先生的夫人在第一展厅参观，她见我来了，就问：“最近文物科的工作忙吗？”我回答说：“有点忙。”于是，向她简单汇报珠海文物保护“四有”工作的进展情况。她对我说：“文物科工作事情多，你千万别把宝镜湾遗址考古发掘的事情忘记！”我说：“不会，不会。”这时，珠海市博物馆馆长请大家到本馆门前照相留念。我等候严先生从第三展厅走出来，就迎上去向他问好。他高兴地说，珠海考古做了一件好事情，宝镜湾遗址出土文物种类丰富，珍品不少，石网坠最多，为探索海岛沙丘连着山岗类型文化遗址的聚落形态，有了新认识、新收获。看见严先生精神爽朗的样子，我也心情怡悦，对他说：“谢谢您来珠海指导工作。”他却谦虚地说：“我也是来学习的。”
因为珠海文物保护单位的用地问题，我们文物科与市规划部门的同志今天有个约会，所以提前向严先生和朱非素老师告辞。朱非素对严先生说：“梁振兴调到文化局文物科搞行政工作两年多了，他不搞考古了。”我热爱考古，但要服从组织工作调动，听朱老师刚才这番话，实在有点委屈。严先生却安慰我说：“文物行政工作也重要，就是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将文物事业向前推进嘛；文物行政工作关注文保单位管理、博物馆收藏、社会流散文物，还有关注考古发掘等事情，工作繁杂，担子也不轻，好好干！”我说：“我们文物科的同志就是地方文物的资料员、传令兵，把文物动态的新情况向市局领导汇报，把市局决策层有关文物的议题上传下递、追踪落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严先生紧接着说：“那就请你们把宝镜湾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情况向市局领导汇报，争取市局领导大力支持，争取考古项目早日出成果。”几天后，我们将宝镜湾遗址考古发掘的综合情况向市局领导作了汇报。根据市局的指示，代拟一份向市级财政申请25万元考古经费的报告，为宝镜湾遗址出土文物的资料整理和开展第四次考古发掘提供资金支持。
长期以来，严先生一直关心和支持珠海的考古研究工作。2004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和珠海市博物馆编著的《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报告详细记录了珠海宝镜湾遗址田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和新收获，为探讨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早期青铜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2007年12月13日，严先生在出席香港“文物保护与中国史前考古国际研讨会”上作了《南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进展》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肯定了珠海宝镜湾遗址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对该遗址所处在的年代划分和历史意义也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指出：“那里的第一期文化比古椰（注：广东高明古椰遗址）更接近于咸头岭文化（注：遗址在深圳咸头岭村），第二期也许比古椰略晚。那里发现了一千多件石网坠，还有停船的石锚，集中反映了一定的航海能力和海洋渔猎经济的发达程度。”（见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第244页）
1999年1月28日，严文明先生夫妇（前排左起第5、6人）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在文博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起留影。前排左起：陈小鸿（珠海市博物馆副馆长）、卜工（珠海市博物馆）、邱立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非素（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李荆林（珠海市博物馆馆长）、赵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副教授），后排左起：尚元正、潘恒、梁振兴、周凤珍、杨华芳、肖一亭、陈振忠、张建军、杨长征。
（邱洪摄）
1991年12月，严文明先生提议将珠海“九洲城”商场改造为珠海博物馆；1997年3月，珠海市政协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组提出《关于将“九洲城”改作文化设施使用的提案》，被立项为21号提案；1999年9月，中共珠海市委决定将“九洲城”交由市博物馆管理使用。图为2007年的“九洲城”珠海市博物馆。
（梁振兴摄）
光阴荏苒，文物生辉。在我国文博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日子里，严先生却离开我们。追忆往事，先生的学术阳光播洒在祖国大地。先生关心的珠海博物馆已由一座发展到五座，先生关注的历史文物已成为人们爱国爱乡的珍贵实物和教育场所，先生关爱的文博学子有的功成身退，有的仍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未知，他们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躬耕向前，将以优秀的成绩告慰先生。
（2024年5月28日稿）
作者：梁振兴 编排：李岩 陈博宇
（作者为珠海市博物馆原副馆长、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副调研员。文章原标题为《聆听严先生教导 促进珠海文博工作取得新成果》，本标题为公众号编辑所修改添加。）
来源：考古大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