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广东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尤其引人入胜，因为那里背靠五岭，面朝浩瀚的南海。地理上自成单元，文化上也诸多特色。那里地处南疆，气候湿热，终年无冬。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也给史前和古代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在新石器时代，那里是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最多的地方，山区文化和三角洲文化的面貌虽有很大的差别，但又都跟长江流域保持密切的联系。往后曾建立过南越王朝，同内地和海外都有许多经济文化交流，秦汉建南海郡后更成为中国通往西洋的主要通道和港口。广东的考古工作起步相当早，但解放前几乎限于调查，发展缓慢。解放后虽有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广东已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有利于探索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些工作；广东有十分丰富的野生稻和其它动植物资源，但那里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至今没有发现农业痕迹。不少人推测华南应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区之一，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也是有待于研究的问题。广东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石峡文化是否可以作为广东新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广东新石器时代是怎样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广东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南越文化又是怎样发生的?凡此等等，都是学术界所普遍关心的问题。职此之故，很早就想到广东走走看看；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做点考古工作。这已成为我酝酿很久的一个宿愿。
感谢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与盛情邀请，到1985年，我的愿望终于有了一个实现的机会。那时我们初步决定派研究生和部分本科毕业班学生到珠江三角洲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为着确定实习地点，我同朱非素、李子文同志一道，于3月19日考察了南海县西樵山附近属百西乡的鱿鱼岗贝丘遗址，初步商定了发掘计划。3月20日即转赴粤北，先后考察了曲江、始兴、翁源和英德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然后又折返回来，会同暨南大学历史系的赵善德同志 一起到珠江口的深圳、珠海等地调查，目的是想对粤北和珠江三角洲的史前文化遗存有一个概略的、对比性的了解，为往后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的实习和同省方的进一步合作探探路子。一路上受到了各县市有关部门的欢迎和热情帮助，使我们能够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就踏遍了广东南北八个县、市的山山水水，考察了数十处史前遗址。详细参观了当地收藏的文物标本，收获十分丰富。我们一行人非常高兴，自称这是一次旋风式的高效率考古调查。其中珠海是我们考察的最后一站，只有短短的两天功夫。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次调查的遗址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即洞穴遗址、山岗或山坡遗址、贝丘遗址和沙岗遗址。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和沙岗遗址之多，可说是广东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一大特色，不同形态的遗址首先反映了人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差异，在田野考古作业上自然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洞穴遗址，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洞内的堆积，却忽视了洞口外面的活动场所。我们调查的好几处洞穴遗址的洞外都有文化堆积，如果能做点发掘工作，我们将对洞穴遗址的利用方式获得许多新的认识。又如贝丘遗址，中心部位并不是贝壳堆积丰富的地方，须知居住区是很少有贝壳堆积的。而贝壳堆积丰富的地方则应是遗址边缘的垃圾区。明了了这一点，对于规划发掘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珠海只调查了沙岗遗址，研究的重点自然就是沙岗遗址的性质。
我们是 4 月 2 日从深圳乘气垫船到珠海的，为了抓紧时间，随即拜访市文化局，大致了解了珠海市文物考古工作的情况，参观了从各类遗址中采集的标本。第二天一早就到唐家区淇澳岛进行调查。
淇澳岛位于珠海市东北，呈一不规则的椭圆形，长轴为东北——西南走向，面积约16平方公里，西北面地势较高。海岸线较平直：东北及东南面略低，有许多小海湾。从东北往西南分别为牛婆湾、后沙湾、东澳湾、亚婆湾和南芒湾。后四处的沙岗上都发现有史前遗址。
我们乘船从唐家驶抵东澳湾，它是岛上最大的海湾。有较宽的沙滩，滩涂纵长约1公里，背海的一侧隆起一个沙岗，遗址即位于沙岗上。紧贴遗址的西面是淇澳村。
这个遗址是 1984 年发现的，当时还开了两个探方。我们踏查了整个遗址的范围。从陶片散布的情况来看。大约不到 l 万平方米，探方尚未完全回填，四壁剖面从上至下均为黄褐色沙层，只是出土遗物的地层颜色稍深，沙粒粘结成稍紧的块，可算是文化层。此下的沙粒较松散纯净，无任何文化遗物，当属自然层。由于文化层中的有机质被雨水淋滤。大部分已经走失，少部分渗透到了下面的自然层。从而使文化层和自然层的界线不十分清晰，文化层本身的划分也很困难。我们看到文化层中有红烧土块排成一定形状，当是灶址所在。灶旁有许多陶釜等的碎片，以此为标识仔细观察当时的活动地面。虽不十分明显，但还是可以大致区分开来。从现地面到灶址附近的活动地面，深度大致有1米左右。史前文化层厚度不到半米，其上大部分应是唐宋以后的堆积。形成的原因除人类活动外，许多黄褐色海沙当是由海风从较低海滩上吹扬上去的。有人以为是海浪卷上去的，如果是那样，人们将无法在沙岗上居住。这与遗址的情况不相符合。
我们在灶址旁边采集到一些陶片，一般比较大，碴口比较新，显然是没有被后期扰动的。如果是经过海浪冲洗，就不会有那样的碴口。这些陶片多灰褐色，多夹石英沙粒，泥质陶数量甚少。器类十分简单，主要是侈口圜底釜，其中有些可能是罐；其次是圈足盘或豆，此处还有少量陶支脚和箅形器。釜罐类多饰拍印的交错绳纹，也有少量方格纹和曲折纹，圈足盘或豆类则多为素面。其总体文化特征与高要茅岗比较接近，与佛山河宕和南海灶岗、鱿鱼岗等也相去不远。我推测它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
东澳湾考察告一段落后即沿海岸西南行至亚婆湾，那里也是一个新月形海滩，靠陆地的一侧隆起为弧形沙岗。沙岗上现已长满荒草、仙人掌、剑麻和小树等，遗址偏于西南端，因不久前挖沙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里的文化层比东澳湾更难辨认，到处散布着大块的陶片，有些陶片可复原成器，它们也许是墓葬中的随葬器物。陶片中除一些与东澳湾相同者外，还有较多的圈足罐，以及个别的带流和把手的圈足壶等，年代应与东澳湾接近而略偏晚。
最后我们又考察了南芒湾，地形与前两湾基本相同。由于在沙岗上修建公路，遗址已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这里的文化层也很难辨认，只见在黄褐色沙层中有很多陶片，其特征与亚婆湾的基本一致。
由于时间关系，也由于天雨路上有些泥泞，这次没有到后沙湾去调查，只是到市文化局的文物标本室参观了那里出土的遗物。据介绍，后沙湾的地形同东澳湾等基本相同，也是新月形海滩，西面和南面依傍矮山，东面临海，北面隔一小山埂与牛婆湾两邻。由于多年在此挖取建筑用沙，遗址大部分已经破坏，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保留原来的文化层。这里出土的器物很明显地分为两群，一群与东澳湾所出基本相同，另一群则是以彩陶圈足盘和细绳纹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这次我们看到的陶片较碎，火候也比前一群为低，其中泥质陶大部分为圈足盘，橙黄色或黄灰色，常在盘或圈足的外壁画赭红或深红色彩，有的圈足内壁也有彩，少数圈足盘饰刻划纹，或者彩纹和刻划纹同饰于一个器物上。两种纹饰的母题则都以水波纹为主，有些陶片太小难以判断整个纹样的母题。泥质陶中有少量素面陶片似为碗或钵者，夹砂陶大抵都是灰褐色或黑褐色，不甚均匀，能辨器形的可能都是侈口圜底釜，外面饰较整齐的细绳纹。据说在后沙湾这两群器物分别出土在不同的文化层中，类似东澳湾的遗存在上面，彩陶圈足盘一类遗存在下面，后者的年代显然要早些，也许它才是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带的真正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有趣的是在后沙湾的两类遗存的地层之间，还夹着一层质地纯净的浅黄色沙层，说明两类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并不连续。问题在于这纯净的黄色沙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是风卷海沙逐渐积聚而成的呢，还是那个时期海平面升高了以至高潮时海浪携带细沙冲上去的，这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4月4日，我们先看珠海市博物馆所藏文物，主要是在各沙岗遗址采集的陶片。然后又驱车到前山区造贝乡水涌遗址进行调查。遗址在前山镇西约3.5公里，南依小山，西部不远是鹅槽山，周围是一片平野。推测史前时期这里是珠江口外的小岛，平野地带当属浅海，而水涌遗址所在则是小岛岸边的沙岗。这沙岗地形与淇澳岛上的几处沙湾略有不同，不是新月形而比较平直。岗身除海沙外还含有一定的黏土，是一种沙质土。文化层一般仅厚半米左右，且不甚集中。采集陶片似有两类，一类有细绳纹釜、泥质圈足盘、夹砂罐等，比较接近于后沙湾的早期遗存，但未见彩陶，年代也许要晚一些，但比东澳湾等处的文化遗存要早。另一类遗物较多，有粗绳纹釜、席纹尊、曲折纹带流罐、箅形器、支脚和器座等，年代应同亚婆和南芒湾相当而比东澳湾略晚。
通过珠海几处沙岗遗址的调查。以及前此于4月4日对深圳市大梅沙、小梅沙等海湾沙岗遗址调查，我有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编年。过去在珠江三角洲发现过不少史前遗址，一般都说是属于新石器时代。过去深圳小梅沙等地出土的彩陶圈足盘，总觉得比河宕、灶岗等一类贝丘遗址的年代要早，但缺乏地层根据，不敢贸然确定。这次通过几处遗址资料的对比，特别是淇澳岛后沙湾的地层关系，不但可确证彩陶圈足盘比灶岗等一类遗存早，还可以稍微划分得细致一点，即最早的是后沙湾一期以彩陶圈足盘和细绳纹圜底釜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包括深圳大黄沙、小梅沙等遗址。大黄沙彩陶与小梅沙和后沙湾的彩陶不尽相同，也许它们之间还有年代上差别。第二期可以水涌一期为代表，包括最近发掘的珠海三灶岛草堂湾一期和香港南丫岛深湾F层等。这一期陶器的制法、类别和造型都和第一期接近，但缺乏彩陶，某些器物形制莉纹饰的细部也不尽相同。第三期可以东澳湾为代表，包括后沙湾二期、灶岗、鱿鱼岗等，年代也许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第四期以亚婆湾遗址为代表，包括水涌二期及高要茅岗等，当是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日后如果选些典型遗址进行发掘，这个编年肯定会更细致和准确一些。
二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同粤北史前文化的关系和各自的地位问题。珠江三角洲和粤北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很不相同，在文化上自然造成很大差异；同时两地史前文化的编年都还不够完善，难于全面地进行同期的比较研究。初步的印象是在石峡的第4层所出有戳印纹和镂孔的白陶圈足盘，细绳纹圜底釜(均是残片)等均与草堂湾一期等所出同类器物相似，说明二者年代相若，文化上也有一些关系。而与后沙湾一期出彩陶圈足盘那样阶段的遗存在粤北还没有发现，与粤北石峡文化相应阶段的遗存在珠江三角洲也还不大清楚，因而这两个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到石峡中层文化时期，则与东澳湾或灶岗等遗存有不少共同之处，推测在青铜时代早期两地文化交流已较为密切，但是否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则还不能确定。粤北的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关系太密切了，在广东的分布也并不广泛，似乎不能成为广东青铜文化的主要基础。珠江三角洲各期的史前文化地域性也很强，且因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一直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似乎也难以成为往后广东青铜文化的主要基础。广东青铜文化的中心何在？高度发达的南越文化究竟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该成为广东考古学今后研究的首要课题。
三是沙岗遗址的性质及其形成的环境问题。人们很早就在珠江口诸多海湾的沙滩或沙岗上发现过陶片和石器等物，由于没有发现确定的文化层，不相信沙岗上可以住人。故曾有人以为那些陶片或石器是渔民扔到海里或渔船失事一些器物掉进海里，然后由海浪卷到陆上来的。现在由于多处文化层和灶址等遗迹的发现，以及陶片多新碴等情况，大家都承认沙岗上确实为人所居住过因而形成了许多遗址。但人们究竟为什么要住在沙岗上，又是怎样住在沙岗上的呢？
分析一下珠江三角洲的贝丘遗址和沙岗遗址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贝丘遗址多靠北边应是古珠江口入海的岸边，那时贝类食物特别丰富，因而出现了一大批贝丘遗址；而沙岗遗址多靠南边，有的现仍在海岛上，有的靠小山脚下，古代应是海岛所在，离大陆都有一段距离。遗址所在总有一个新月形小海湾，一般是向南或面向东南，有利于停泊小船；前面有浅海滩，落潮时可以在滩上捡到许多可食的浅海生物。背后有小山环抱。遗址在海滩内侧的沙岗或沙堤上，高出海面约五、六米。这种沙岗可把山上流下的淡水渚集起来形成池沼或泻湖。又可阻挡海水盐分的侵入，从而满足人们经常的淡水供应。沙岗本体虽为海沙构成，但因当地湿热多雨，地面易生杂草、仙人掌、剑麻和灌木等，起到了很好的固沙作用，在上面构筑简易房子是没有问题的。东澳湾发现的灶址，大黄沙发现的红烧土地面以及咸头岭等地发现的排列有序的柱洞等都说明在沙岗上曾营建居室。遗址所在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以及遗址中所出生产工具多斧、锛等木作器具并有网坠、箭头等而没有明确的农具，都说明当时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渔猎和采集。遗址范围很小，文化层堆积很薄，说明聚落规模很小，居住的时间也比较短。考虑到当时每年夏秋有多次台风袭击，沙岗上的小房很难顶住这种袭击，因而这种沙岗遗址很可能是冬春季节性聚落的遗留。每当台风季节过后，人们分成小股乘船进入珠江口外各个小岛，各自找到自己的海湾停靠，开始长达半年的新生活，等台风季节到来又回到大陆的大本营。所以我们在考察遗址的文化性质以及人们的社会状况时，都应同较北边的贝丘遗址以及普通岗地遗址联系起来考虑。
四是沙岗遗址的兴废与全新世海面变迁的关系问题。第四纪地质研究表明，更新世晚期海平面比现在低许多，进入全新世海面逐渐升高，形成海浸。大约在中全新世早期进入大西洋期，也就是所谓气候最适宜期，海平面甚至可以比现海面高出数米。现在广东海岸边及近岸小岛上的许多海湾内的沙岗，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之后海水稍退，沙岗上成为稳定地面，并且由于各种植物的生长而相对固定，人们才可能在上面营建聚落。这大概就是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形成之时，其时应相当于北方期。以后气候再次转暖，进入晚全新世的亚大西洋期，此时海潮之高足以把海沙卷起覆盖于沙岗原先的遗址之上，这就是我们在后沙湾和草堂湾遗址中往往发现一层不含任何遗物的纯净沙层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往后气候再次变冷，海平面降低。沙岗地面又进入稳定时期，因而又有人在上面营建新居。这是我的初步印象，是否确实如此还要对海沙排列等作深入观察分析，还要对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进行宏观的考察和准确的分期研究，然后把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无论对于第四纪地质研究或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本文选自朱非素主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27-232页。
来源：海洋遗产与考古